2016年4月2日,“万物皆牛——陈文令大型户外雕塑展”在顺义鲜花港展出。陈文令总能突破美术馆展览机制的束缚,一次次在非美术馆场地上演艺术与环境,艺术与观者的对话交流。他将雕塑作品置于空旷的展览场地之中,显...

2016年4月2日,“万物皆牛——陈文令大型户外雕塑展”在顺义鲜花港展出。陈文令总能突破美术馆展览机制的束缚,一次次在非美术馆场地上演艺术与环境,艺术与观者的对话交流。他将雕塑作品置于空旷的展览场地之中,显示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借助对环境以及当代文化观念的准确把握,赋予作品诗性空间的强大气场。从“小红人”到“猪”,再到现在的“牛”,陈文令不断挖掘属于自己的艺术符号,这种符号的改变,抑或是时代精神不断变化的象征。近些年他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东方元素,他似乎在尝试以一种东方思想直面当下,以东方形象为载体呈现当代艺术的脉搏和生态。陈文令一次次从“人生绝境”中挣脱,生命的“重生”造就了他艺术生命力的迸发,此次“万物皆牛”展览就是陈文令的一次“绝地生花”。

库艺术=KU:您的作品从成名作开始就一直与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16年在“鲜花港”的展览也是如此。当面对一个空间,您会按照不同的空间来安排甚至创作作品吗?

陈文令=C:雕塑是空间艺术。在展示过程中能否主动的驾驭空间、干预空间非常重要。空间没有绝对的好坏,而在于艺术家如何调动空间中既存固有的一切潜在能量,甚至不利的局限都可以得到奇妙的重生与复活,使之更具有魔力般的功效。人们常说“人人都是艺术家”,我更相信“处处都是美术馆”。

KU:在非美术馆的不同场地展出,对您的艺术创作有何挑战和启发?

C:当然有挑战。越有挑战的骨头,把它啃下来就越刺激越耐嚼,也越有味,所以说任何的展示场域我都敢面对它。16年前我在厦门海边的大展,就是在及其难以调和饿困境下被我攻克的。至今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坚信没有挑战力的展览绝对是平庸的展览,没有挑战力的人生也绝对是平庸的人生。我欢迎挑战,乐于挑战,也善于挑战,在挑战中得到了很多很多新的可能性,感谢挑战!

KU:“万物皆牛——陈文令大型户外雕塑展”就选择在顺义鲜花港展出,注重环境与作品的交融互动,在展览过程中也遇到诸多意外,能否跟我们讲述一下展览过程中有哪些困难?这次展览有没有达到您所预期的效果?

C:鲜花港的“万物皆牛”展览是我众多个展中最难搞的一次。难在哪呢?难在展场巨大,布展时间极短,各种意外接踵而至。因为此地以前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艺术展,在我布展的时候几乎没有鲜花盛开,就是一块野地,而开展一个月后才盛开了众多鲜花。我既然勇于以“万物皆牛”的姿态去展览,我就有勇气去面对现场的一切不利因素。当时到处是凹地、以及很多杂物、垃圾等等,其中很多我都没有拆除和挪动,而是以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态度去应对。我相信“人间原本是没有垃圾的,放错了地方才是垃圾,放对了地方都是艺术品”法则。鲜花港个展中固有的丑陋不堪的风车,被卡车压烂的井盖,枯死倒下的大树等等我都巧妙地将其利用和转换,将它们变为有意义的展场。“将错就错”是我在个人人生史和艺史中惯用的方法论。有力量的人生和艺术都是在勇敢试错中形成的。

KU:您是一个符号性比较强的艺术家,从早期的“小红人”到“猪”再到现在的“牛”,您是否希望把一个符号的能量发挥到极致?

C: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不完全同意。我的作品确实具有非常强烈的视觉识别度,但不是简单的符号重复,因为我每年都在不断地创作新作品。有成功有失败,但我乐在其中,绝不退守。

KU:虽然您的作品的符号并不多变,但每一个都带有很强的时代特征,“红孩儿”的红色、嬉皮笑脸的神态,还是当下那种充满力量感,后者是带有东方韵味的雕塑形象,都在试图回应不同时期的一些文化思潮,您对于符号的选择是否有一个理性的判断过程?

C:我没有很刻意很理性地去选择什么符号。我是善于把自己所塑造出来的雕塑图像注入个人性的特征。我认为不同典型的个人性特征的价值大于一切。这是一个艺术家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核心力量。艺术符号不是凝固的符号,也不是像品牌logo,而是不断向外部扩张、延展和深挖,否则一定会成为僵化的符号。我长年以来有做图像日记的习惯,也就是画手稿,前后大约画了五六千幅,题材无所不及。这非常充分地体现出我的艺术馆决不是简单的符号守卫者。

KU:是否附件籍艺术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做艺术不太被教条、历史和书本所束缚,比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怎么去做到。看您的艺术也很天马行空,没有陈词滥调,都是个人当下最鲜活的觉知?

C:福建籍当代艺术家多数是在海洋文化的浸染下孕育而生的。大多比较开放,敢于挑战,不守教条。无法之法便是当代艺术之大法,任何伟大的传统也曾经当代过,新法过,不守陈规过。其实任何优秀的传统法度,用久了不改良不更新,也必将使活力趋于僵化和腐朽。我喜欢那种天马行空,行云流水,见招拆招,随机应对的人生法和艺术法,不信任任何教条和戒律。

KU:为什么近些年的作品中多了很多东方的元素,还有一些流淌的痕迹,这种唯美的情调和您以前那种带有波普的讽刺意味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变化是否也是随着年龄和心境的变化?

C:这可能与年龄有关,也与中国所处世界语境中的实际情况有关,更与我个人的生命经历有关,两年前病过一场也给我带来颇多启示和觉醒。

KU:近期一些规模巨大的作品和一些带有中国意向的雕塑作品的问世,是否流露出您也在寻找一种能够彰显当代中国自信和力量的当代艺术的形式?

C:人的长相和人的智力都是慢慢地分阶段长成的。前些年我参加过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展览和活动,也走过很多地方,近年西方经济衰退,安静了很多。目前中国众多当代艺术家都在回溯和挖掘自己本民族的一些传统文化资源,从中派生和转化新的有别于西方的当代艺术语言。

KU:随着工作量的增加,大量助手参与工作,如何保持最终作品的质量和对意图的贯彻?

C:对于一个经常从事大型作品创作的当代雕塑家和装置艺术家而言,没有助理是难以想象的。一件好的雕塑或装置绝不以是否有助理参与作为核心标准,而在于艺术家使用怎样的有力理念和精深的团队凝聚力。还有我一直把紧每一件艺术品最核心的环节,就是观念与语言并驾同力,决不偏颇。

KU:您在艺术和生命中也并非一帆风顺,屡次的“绝境”没有打倒您,反而让您的艺术迸发新的活力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人生不同阶段的感悟如何影响到您的艺术?

C:我自小的生命里就表现出一种非常不屈顽强的意志,我坚信自己能够承担一些生命之重。我不畏惧它,敢于用乐观和坚强的态度去迎战。我相信人生没有白坐的牢和白受的苦。没有酸甜苦辣就很难深度地体验到真正人生的滋味。(来源:库艺术 采访人:与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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